◎ 楊東川
《紅樓夢》是一部有血有淚，敢愛敢恨的古典文學作品，描寫豪門望族的浮沉與興衰，二百年以來不知賺取了多少中國人的嘆息和同情，是中國第一血淚之作。
書中靈魂人物
作者所創造的人物都具有各種人格特徵，其中賈寶玉是全書中靈魂人物，他和其他偉大作品中的某些主人翁一樣，以各種不同的角度和各種不同背景的讀者相接觸，使人無從給他以簡單肯定的結論。
賈寶玉出生在一個貴族家庭，因此他具備有公子哥兒的生活形態和思想意識。作者指出他嬌生慣養、錦衣玉食；當看到北靜王更上一層的風采，他會懷抱羡慕的心；他也會和薛蟠、馮紫英等花花公子喝酒、行樂、唱曲子。但這僅是寶玉作為一個一般貴冑公子所帶有的性格；更重要的是寶玉還另有他自己性格中的特殊部份。
作者明白指出這塊“通靈寶玉”的“生來秉性殊異”，還寫出他叛逆思想的發展，因此父親賈政把他看成有“弒父弒君”的危險“逆子”，母親王夫人無可奈何地把他看成是自己終生的“孽根禍胎”。他對於一般的下人深深地關注、同情和支持，一點也不擺主人的臭架子。平常他和小廝們相處，也不意識到自己的主子地位。
寶玉是賈府從絢爛之極歸於平淡之沒落深淵途中的寧馨兒，他既不懂克勤克儉，遵循那平庸可憐的仕宦傳統；也不酒色財氣，混入那荒淫可恥的紈庫子弟群；他表現出一種與現實脫節，與環境牴觸的特殊人生情境：“潦倒不通庶務，愚頑怕讀文章”、“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就是他人格的寫照。
激情性人物
以現代心理學的角度來看賈寶玉，他是一個如假包換，不折不扣的“激情性人物”(Histrionic Personality)，他多愁善感，天真無邪，與世無爭，但卻到處留情。環境決定了使他成為那麼多女性中的唯一男性，他永遠被許多女性所嬌寵、所包圍、所爭取、所崇拜，顧盼所及都是嫵媚的眼睛與溫熱之心。
自從搬進大觀園之後，“心滿意足，再無別項可生貪求之心，每日只和姐妹丫鬟們一處，……以至描鸞刺鳳，鬥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無所不至”。忘形愜意於“女奴翠袖詩懷冷，公子金貂酒力輕”，“枕上輕寒窗外雨，眼前春色夢中人”的溫柔鄉裡(第廿三回)。
寶玉如果還有什麼對人世奢望的話，那就是使這種生活無限制地延續到自己死滅為止。然而激情型的人，由於多愁善感，常常“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有時因為一些芝麻綠豆的小事，卻使他煩惱了老半天，無法從中擺脫。
有一次受了襲人規勸之後，他突然激發虛無主義的反應來，便仿照莊子的筆調寫了一篇文章，說什麼“彼釵、玉、花、麝者，皆張其羅而遂其穴，所以迷惑或纏陷天下者也”(見廿一回)。又一次，他苦心孤詣地想消弭黛玉和湘雲之間的衝突，結果卻愈搞愈糟，於是覺悟到一切苦惱都由自己的存在而生。
細想自己原為怕她二人惱火，故在中間調停，不料自己反落了兩處的數落，正合著前日所看“南華經”內“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蔬食而遨游，泛若不繫之舟。”又曰：“山木自寇，源泉自盜”等句，因此愈想愈無趣……襲人笑道：“大家隨和兒，你也隨和點兒？” 寶玉道：“什麼‘大家彼彼此’？他們有‘大家彼此’，我只是赤條條無牽掛的！” 說到這句……不禁大哭起來。……(見廿二回)
可見他把一切心思都埋藏在瑣碎的小事之中，他日夜為了無聊空虛而不停地忙亂着，內心實在不堪其靈魂的流浪之苦! 激情性人格到頭來的極端便是“看破一切”，小而至於“棄而為僧”，大而至於“魂歸離恨天”的自殺，這是虛無主義思想情緒的最終歸宿；故此，寶玉的出走和黛玉之死乃是構成悲劇之不可分的整體。
激情性的人格最為人所詬病的便是到處留情：平時，寶玉對身邊的女孩子們是很隨便的，主僕界限似乎不甚分明，既同情她們又喜歡她們，不時地做出一些封建禮法所不容許的舉動，害得晴雯、金釧冤死。王國維就曾道：“所謂‘玉’者不過生活‘欲’之代表而已矣！” 試觀作者敘述寶玉的心理過程如下，便可思過半矣：……誰想靜中思動，忽一日，不自在起來，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來進去，只是發悶，園中那些女孩子，正是混沌世界天真爛漫之時，坐臥不避，嬉笑無心，那裡知寶玉此時的心事？(見第廿三回)。
不過他未如一般世俗的色情狂，注重肉慾的滿足，而只是捕捉女性的美貌和靈氣而已。他雖然和她們肌膚相親而未及於亂，只以情意相慰藉。賈寶玉號稱“天下古今第一淫人”，據說乃是從靈肉統一之中昇華出一種“意淫”狀態，這也是作者畫龍點睛地標出紅樓夢與其他傳統愛情小說看法的不同處(見第五回)。
至於“賈寶玉神遊太序幻境”一回，反映出寶玉在夜中借警幻之言而表現其無心向學，只寄情於聲色犬馬之中的心態。所謂“悅容貌、喜歌舞、調笑無厭、雲雨無時”都是對寶玉性格的描寫。至於與秦可卿在夢中有男女之私，不僅是與當時寶玉睡在秦氏的床上有關(暗示作用)，大概亦顯明寶玉在平時的無意識或潛意識中對秦氏想人非非的心態之自然流露。
女性化？
賈寶玉愛情生活的最大爭論，以現代心理學眼光看來，就是到底他所處的特殊環境——長期沈湎於女兒王國之中，是否使他具有“同性戀”的傾向？談到這裡，作者提醒我們對寶玉過度的女性崇拜，與他對男性為中心的污濁社會的厭惡，一直成正比。
他歌頌女性的天真、自由、美麗和溫柔，揚棄男性的虛偽、約束、可憎和粗暴，甚至自己也因生成了一個男兒身而感到無可救藥的遺憾。他自貶為“濁物”、“濁玉”，自稱“俗而又俗”，連他去偷祭金釧的時候，培茗替他禱告說：“你在陰間保祐着二爺來生他變個女孩兒！”賈寶玉充其量只是有“女性化”(Effeminacy) 的傾向，肇始於週歲的單單抓取脂粉釵鐶的故事，及長，又在脂粉隊中耳濡目染的結果，也較喜歡女性化了的秦鍾和蔣玉函。雖然作者在水月庵故留一段語焉不詳的話，畢竟也是“疑案”一樁，不容“創纂”哩 (見第十五回) ！
從此分段按心理學說，男孩子在早期發展過程中，因受溺愛的母親過度保護，與之聯成一陣線來對抗敵意深刻的父親，最容易養成“同性戀”的傾向。但是無論如何，同性戀的“傾向”畢竟不同於同性戀的“行為”，何況水月庵的“曖昧”，也可能是出之於“同儕壓力”(Peer Pressure) 啊！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賈政和寶玉父子之間代溝的問題，又與現代教育心理學所主張的大異其趣。賈政的“道貌岸然”、“興趣索然”、“腹內枵然”與寶玉的“平易近人”、“談笑風生”、“出口成章”簡直不可同日而語，儼然成為兩個世代的鴻溝！他們父子的價值觀更有雲泥之別：賈政以正統主義的衛道者自居，對兒子“恨鐵不成鋼”，所施的就是打罵教育，一心一意要兒子走“讀書應舉”、“仕途經濟”的“正路”；寶玉則是甘冒天下之大不韙，仗着祖母的鍾愛，一心偏是不信邪，說：“還提什麼唸書？我最討厭這些道學話，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它誆功名，混飯吃，也還罷了。還要說代聖賢立言！”這種回應，真是情見乎辭，但卻不與傳統精神相合，怪不得他要“吃不了兜者走”哩！
從此分段說到賈政的“家法從事”，乃大大有違教育心理學的主張——兒童在十歲以前有公開反叛的行為，才可體罰。試觀賈政“板子愈下去的又狠又快”，這還不夠，還要用繩子來勒死他。這到底是父親管教兒子呢？還是仇敵不共戴天欲去之而後快呢？“不如趁今日結果了他的狗命，以絶將來之患！”(見第卅三回)。
賈氏父子的代溝問題，嚴重到如此“勢不兩立”，已經脫離了父母管教的常軌，怪不得一俟賈母半路殺出干預，把兒子罵得狗血淋頭，才使得讀者覺得替寶玉出一口氣，才大快人心！這種“高堂干預”的手法，在京劇“轅門斬子”的楊家將故事中亦曾出現一次，不過那到底是與國家大事有關，而非瑣碎的“家庭管教”問題。
賈氏父子之間的“勢不兩立”，不知是否源自於弗洛伊德的“弒父戀母情結”(Oedipus Complex)學說？而他一味在脂粉群中打滾，也許是上述情結的延伸。
性情中人
近人王崑崙的“紅樓夢人物論”說到寶玉的戀愛、反抗、出走，一切都不外從他的直感出發——
“賈寶玉一生富有哲學敏悟，卻沒有哲學修養；富有文藝天才，卻不長於文學寫作；他涉獵過老莊和佛理，他也能寫出些動人的詩句；然而充其量只能說他具有天才的人生意境，到底不能構成一套完整的世界觀。因此他只能從戀愛經驗和家庭生活的刺激，本着自己的直感來反抗封建傳統的禮教與婚姻。他有時候勇敢，有時候懦怯；有時候聰明，有時候愚蠢。長期的陰鬱和散漫的生活使他只有呻吟，沒有吶喊！只有幻念，沒有理想！只有內心的傲慢與鄙棄，沒有計劃性的戰鬥行為”(一九八五：233-244)。
賈寶玉是一個“性情中人”，是沒落的貴族群中彗星式的人物，光彩奪目，一閃即逝，他的幻滅更增加人們對於“無才補天”、“枉入紅塵”的悲痛心懷，他的激情也留給後代人無限的遐思與警惕！